单身，让世界更美好[5P]

深不涧

　　50岁生日那天，丹？斯凯菲（Dan Scheffey）给自己开了个大派对。将近100个人来到了他位于曼哈顿岛活力四射的东村的公寓——一栋砖制联排别墅的三层。他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一位姻亲都来了，以及来自他人生各个阶段、各行各业的朋友。他告诉这些人，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意义有多么重大，看到他们会聚一堂自己有多高兴。一生单身的丹表示：“我最重要的家庭，是我亲自选择走到一起的家庭。”


　　丹从未结过婚，也没有孩子。就在不久前，他选择的人生方式还是非常少见的，甚至会受人怜悯。在1950年，美国78%的家庭都以一对已婚夫妇为轴心，这些家庭中，超过一半都有孩子。“人们的共识是，二战后的核心家庭模式（译者注：指由一对夫妇及其未婚子女两代人组成的家庭）是一段漫漫旅程的顶点——是几百年来家庭内部变化的最终结局。”社会学家约翰？斯坎佐尼在2001年1月写道。


　　但这项共识说错了：家庭的意义正再次变迁。在一系列历史潮流的驱使下——包括节育措施的出现，女性地位的提升，财富的增加和社会保障的完善，LGBTQ群体的倡议活动，以及个人通讯工具和社交媒体的广泛传播——选择独自生活的人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


        


　　                单身还是有伴？我选我超赞。


　　今天，随便挑选一个美国家庭，它更可能是丹的单身之家，而非由一对异性恋夫妇组成。18岁以上的美国成年人中，将近一半单身。大约七分之一的成年人独自居住。美国人结婚越来越晚、离婚越来越多、对再婚越来越没兴趣。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等到今天的年轻人50岁的时候，他们中的四分之一将从未结过婚。


　　单身人数激增并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从1980年到2011年，全世界由一人组成的家庭数量翻了超过一番，从1.18亿增长到了2.77亿，根据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的数据，到2020年，这一数字还将增至3.34亿人。十余个国家，包括日本和几个欧盟国家的独居者比例甚至超过了美国（瑞典的独居者比例最高，达到了将近50%）。个人，而非夫妇、家族或其他社会群体，正在迅速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


　　然而，在我们关于社群如何运作的叙事中，已婚夫妇和传统家庭往往被视为社会的凝聚力量。例如，在最高法院2015年裁定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判决书中，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宣布婚姻是“一个国家社会秩序的基石”，而将美国1.07亿单身者弃之不顾。我们倾向于将单身人士视为离群索居者，一个个宅在家里，孤独缺爱，是排斥社会的主力军，而不是社会的黏合剂。


　　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描绘了一幅与此截然不同的图景。研究显示，大多数单身人士都活得更像丹？斯凯菲，而不是那种悲惨或自恋的单身人士夸张形象。单身人士们办沙龙、上课、参加集会、组织工会、照料上了年纪的亲戚朋友、帮忙照顾孩子，发展出了庞大多样的社交网络——而且往往比他们正在取代的已婚人士更加热情、更加投入。


　　独居的浪潮非但没有令我们疏离，反而正在创造、维持，或许甚至正在加强联系人们之间的纽带。


        


　　                   研究显示，单身人士参与社区和公益活动的时间都多于已婚者。


　　我们单身，我们更爱社会


　　很久以来，核心家庭对社会运行至关重要的信念就是我们集体观念的一部分。在19世纪晚期，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宣称婚姻让人们融入社会，而单身生活使人疏离社会。涂尔干提出，由于单身人士缺少社会支持和归属感，他们更容易自杀。


　　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统计审视告诉我们，单身和反社会行为（包括自杀）之间的联系被大大夸张了——如果这联系真的存在的话。然而，这种刻板印象依然挥之不去。在我们开展的人们对单身人士看法的研究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向被试者展示了几乎完全相同、只在婚姻状态方面有差别的生平介绍。被试者们普遍认为已婚人士更和善、更忠诚、更有爱心，而视单身者为更害羞、孤独、自私的群体。


　　这些偏见不仅仅是错的——可能还说反了。在许多次有数千人参与、样本有代表性的全国调查中，参与者们回答了有关其社会生活的问题。他们每隔多久与朋友、邻居或同事来往？他们让人搭车、帮人办事、参与家务或修理活儿的频率如何？他们会向他人提供建议、鼓励或情感支持吗？他们也会收到类似的帮助吗？


　　在每一方面，单身者整体而言联系和帮助他人的时间都比已婚人士更多。单身人士更有可能为父母和兄弟姐妹提供帮助和支持。他们还在照顾年老、残疾或生病的亲戚朋友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无论有没有年幼子女，这些区别都成立。对男性或女性，白人或非白人，富人或穷人，有职人和失业者，区别也通通存在。


　　在城市或小镇，单身人士是都市文化的缔造者。与已婚人士相比，他们对公民组织和公共事务的参与更多。单身人士更常外出就餐，修读音乐和艺术课程。在一些只调查了男性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比起已婚男士，单身汉们更有可能参与行业协会、工会和农场组织。单身汉花起钱来还往往比已婚人士更大方。


　　追踪研究——也就是多年持续研究同一组被试对象——结果显示，这样的效应是随时间推移而显现的。其中一项这样的研究2012年发表于《婚姻与家庭》（Marriage and Family）期刊，招募了超过2700名50岁以下、有代表性、未婚且不在与他人同居的美国人，在六年中追踪调查他们。其中，一直单身的人们与亲戚朋友保持了联系，与此同时，结婚或进入同居关系的人们变得更加与世隔绝。他们与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联系减少，比起单身时，与朋友相处的时间也更少了。


　　有伴侣人群社交网络的缩水并不只是蜜月效应。在结婚或同居超过三年后，无论有没有孩子，已婚或同居人士都更少与他人联系。另一项研究表明，已婚夫妇离婚后，他们的社交网络又会重新扩大。


　　有证据表明，爱情性质的伴侣关系还会损害人们的其他核心关系。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人类学家罗宾？邓巴（译者注：即邓巴数——人们与他人保持有意义的关系的最大数量是150左右——的提出者）调查了540位18到69岁的个人。他让他们写下所有可以在“严重的情感或经济经济危机”时向其求助的人名。算上伴侣，有伴侣的被试者平均比单身人士少列一人。这项结果虽然远远称不上有决定性，但也显示，当一位单身人士脱单之时，他或她的爱人便会取代两位旧日知交。


　　单身=孤独终老？不见得


　　许多单身人士直到老年都保持了多样的社会联系，向单身人士注定孤独终老的刻板印象发起了挑战。比如露西？惠特沃斯（Lucy Whitworth）。惠特沃斯是一位退休教师，也是一位单身非母亲，居住在加州一个花果树环绕的共识社区。当她在68岁那年被诊断出癌症时，她的朋友们行动了起来。其中一人帮她列出了一张未来数月的待办事项清单。其余48人——方块舞舞伴，桥牌搭子还有志愿者同僚——分摊了这些任务。他们自称“露西的天使”。由于人手众多，没人有什么怨言，或感觉压力过重。


        


　　露西和朋友南希？罗斯在一起。在南希髋关节手术后，露西前去照顾，两人因此成为了朋友。


　　露西的案例也许很极端，但并不少见。研究者发现，在有数据的六个国家，其中五个国家（芬兰、荷兰、西班牙和英国和美国）中从未结婚也没有子女的老年妇女都尤其可能拥有广布的社交支持网。在这项研究中，澳大利亚是个例外。但在另一项针对73到78岁的澳大利亚人的研究中，人们发现从未结婚、没有子女的老年女性常常参与社交群体，而且比已婚或曾结过婚的老人更有可能从事志愿活动。


　　或许，正因为独居生活往往并不与世隔绝，许多单身老人选择了保持单身。正如社会学家埃里克？克里宁伯格（Eric Klinenberg）在他的著作《一个人过》（Going Solo）中指出的那样，在美国，65岁及以上的寡妇中，只有2%选择再婚，65岁及以上的鳏夫中只有20%选择再婚。当然，可供他们选择的伴侣或许较少，但许多人都对花开二度并不热衷。根据罗格斯大学的社会学家黛博拉？卡尔（Deborah Carr）的研究，配偶过世18个月后，只有六分之一的老年女性声称想要再婚。对老年男性来说，这一比例是四分之一，但如果有很多朋友，老年男性的再婚意愿就和女性一样低。黛博拉写道：“或许，他们至少能从友谊中获得想从浪漫关系中获得的某些要素。”


         


　　          拥有许多朋友的老年男性再婚意愿会降低。


　　换句话说，朋友也可以是家人。


　　谁说家庭只能有一种样子？


　　在为我的新书《今天的我们如何生活》（How We Live Now）做研究的过程中，我走遍了全美，与像丹和露西这样的人交流对他们最重要的人和家庭空间。我遇到过居住在一起，共享养育子女的重担和喜乐的单身母亲们。我遇到过共享家园、餐食、家务和人生故事的老年朋友——就像电视剧《黄金女郎》那样。我遇到过彼此忠诚、但选择分开居住的伴侣；共同抚养子女，但彼此之间保持纯粹友谊的家长；还有一位单身母亲，她的女儿有12位教父母。


　　家庭已经变成了一个DIY套装。或者，正如已故的德国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Ulrich Beck）所说：“婚姻可以从性中减去，而性也可从为人父母的身份中减去。父母身份可因离婚而倍乘；婚姻这整件事都可因同居或分居而作除，并因多处居住以及随时撤销决定的种种可能而幂增。”


        


　　             这是家庭，那也是家庭。


　　在选择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方面，美国人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更为自由，而这一点也反映在了语言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学者帕崔西娅？格林菲尔德（Patricia Greenfield）分析了过去两个世纪来出版的超过一百万本书籍，她发现，随着时间推移，“义务”一词的使用正在缩减，与此同时，“选择”一词却不断增加。类似地，“权威”、“服从”和“从属”不断减少，而“个人”、“自我”和“独一无二”这些词汇正变得更为常见。


　　引领变局的不仅仅是单身人士。就连传统伴侣关系中的人们都比从前生活得更为独立。一项比较2000年与1980年的婚姻的研究显示，新千年的配偶们一起吃饭、做家务、出去玩、拥有共同的朋友的可能性都比20年前更低。今天的伴侣们往往拥有自己的手机、电脑和在线账户。他们的社交圈可能有交集，但仍然是独立的。


　　这样的格局看似不甚浪漫，但就像单身生活一样，追求更广阔的社交生活或许不无裨益。


　　在他们的新书《友谊再思考》（Rethinking Friendship），英国社会学家丽兹？斯宾塞（Liz Spencer）和雷？帕尔（Ray Pahl）描述了一种尤为紧密的传统家庭生活形式，他们将其称之为“基于伴侣关系的个人社群”。他们写道，伴侣关系中的人们的伴侣，“是个人社会生活的重心，（伴侣）是人们的知心人、情感和物质支持的提供者，以及恒常的同伴。”斯宾塞和帕尔发现，与让更多人进入小圈子的人们相比，基于伴侣关系中的人们心理健康水平更差。其他研究显示，靠多位朋友和家庭成员提供情感支持（鼓励、庆祝和同情等）的人们比仅靠一人提供这些支持的人对生活更为满意。


　　在我的旅途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许多经久不息的人际关系，或像丹和露西那样快乐。正如20世纪的婚姻和核心家庭中有许多凄惨孤独自我封闭的人一样，21世纪的“自选家庭”中，也有凄惨孤独自我封闭的人。然而，这种新的家庭模式最令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它或许正在塑造一个更具流动性、联结更紧密、适应性更强的社会。


　　作为人际关系中的个体，我们拥有设计自己想要生活其中的社群的自由。如果发现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并不合适，我们总可以再去试点别的。